唐末宋初之间有几十年的分裂和动荡，即通常说的“五代十国”。四川虽然僻在西南一隅，这一时期也异常热闹。天复四年（904年）朱温弑唐昭宗，扶植唐哀帝为傀儡，天祐四年（907年）废帝建立大梁，诸方镇节度使趁机拥兵自立，王建在成都建立大蜀，至后主王衍咸康元年（925年）亡国。蜀地回归后唐不数年，西川节度使副大使孟知祥称帝，仍以蜀为国号，史称“后蜀”，直到后主孟昶广政二十八年（965年）被宋兵所灭，当时已经是宋太祖乾德三年了。
与当时中原一帮残酷无道的“武皇帝”不同，前后蜀的几位君王都偏爱文治，孟昶尤其典型，续修本草与镌刻石经是广政年间的两大文化盛事。
后蜀石经拓片一
本草是药学文献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以来著作甚多，唐高宗显庆二年（657年）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表请求修订，朝廷组织以英国公李[责][力]领衔的编写班子，完成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《新修本草》，颁行天下。孟昶效仿其事，令翰林学士韩保升主持工作，以《新修本草》为蓝本，撰成《重广英公本草》，亲自作序，此即“蜀本草”。
刻立石经当然更能体现官家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，赵抃《成都古今集记》说：“伪蜀孟昶有国，其相毋昭裔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尔雅》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毛诗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凡十经于石，其书丹则张德钊、杨钧、张绍文、孙逢吉、朋吉、周德贞也。石凡千数，尽依太和旧本，历八年乃成。”
这套石经宋代保存完整，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成都知府田况增刻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，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席贡镌《孟子》，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晁公武又刻《古文尚书》和诸经考略，淳熙年间胡元质为成都知府，筑石经堂安置经版。宋以后经版散佚，尚幸存拓本数种，晚近又出土残石多枚，珍若拱璧矣。
后蜀石经拓片二
有意思的是，从赵抃以来关于蜀石经的记载，大都将兴建之功归于宰相毋昭裔，而极少提到孟昶。如晁公武《石经考异序》引《成都记》乃说：“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，取九经琢石于学宫。”黄庭坚有一首古风《效进士作观成都石经》也说：“成都九经石，岁久麝煤寒。字画参工拙，文章可鉴观。危邦犹劝讲，相国校雕刊。”仔细一想则不合理，从熹平以来，石经关乎国家典章制度，非他人可以染指，蜀石经既然立在太学，绝无可能出自毋昭裔一己之私。
宋人含混蜀石经的官方性质，确有原因。宋太祖赵匡胤接受后周恭帝的禅让而立国，出于国家政治立场的需要，便将南汉、南唐、吴越诸国以及前后蜀等，全部都视为偏霸或僭伪，所以宋人对孟蜀的标准称呼是“伪蜀”。此举关系政体，容不得丝毫马虎。
后蜀石经拓片三
宋太宗开宝六年（973年）官修《开宝新详定本草》成书，太宗御制序言，已经镂版于国子监；不到一年，忽然以该书“所释药类或有未允”为借口，令翰林学士李昉等重加看详，另编《开宝重定本草》取代之，而将前书废止。
《开宝新详定本草》很可能是以后蜀所编《重广英公本草》为蓝本进行增补，书成之后才意识到犯了一件严重的“政治错误”，因为宋朝视孟蜀为僭伪，如果续编本草承接《重广英公本草》，即相当于认可后蜀国家的合法性，于是仓促重编一本《开宝重定本草》，撇开《重广英公本草》，而径与《新修本草》相衔接。
后蜀石经拓片四
蜀石经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，入宋以后，石经完好无恙，如李石《石经堂》诗所言，“蜀王闰位供扫除，独此仍为盛时取”，所以田况、席贡、晁公武继续增刻完善。但修复工作仍需要“名正言顺”，淡化蜀石经的官方性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。
据《资治通鉴》卷291云：“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，且请刻板印《九经》，蜀主从之，由是蜀中文学复盛。”晁公武引文说毋昭裔“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”，可能是将毋昭裔捐资刻书版与刻石经之事混为一谈了。
本网编辑：陈甜甜
